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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年的增值税减税之路,都江堰新闻

都江堰新闻:中国在2019年开启了大减税之路♀♂,涉及的内容非常多∟,既有标准的放宽▽,也有不同税种的配合▽♂,还有税和费的同步改革∵∴,其中减税力度超乎预期的∴,还是增值税的减税☆♂。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∵◇,占全国总税收收入的40%↑△,称之为 国税 都不为过⊿。如此重要的一个税种的减税∵⌒,必将带来深远影响〇π。不过┊,自1993年中国大范围实施增值税以来┊₯,中国的增值税就一直走在减税的路上〇∵,让增值税更像 增值税 是这些改革的根本□♀。本文将系统回顾其中最主要的三次减税改革∵↑。 在经典的税收学原理中∴,增值税是一个 好 税种∟。一个好的税种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准则:弹性和效率♂□。弹性是指这个税种不仅仅能够在当期筹集财政收入⊿〇,还能够与经济发展速度动态匹配∟⊙,中国历史上不满足弹性准则的税种∴,最典型的就是针对土地的 田赋 ♂,一旦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农业转移到工商业﹡,这类税种就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财政收入₯┊。效率准则是指这个税种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太大的扭曲↑,例如不会引发资本逃逸、扭曲商品价格、降低劳动投入等等₯﹡。增值税能够同时满足弹性和效率两个准则⊿☆,增值税的计税基础是商品的流通价格△□,经济越活跃⌒,商品价格越高﹡,相应的税基也随之扩大;增值税实行进销项抵扣模式﹡∵,税负层层转嫁▽,只要价税能够分离▽,就不会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△∟,也自然就不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₯♂,保持了较好的中性∴。 因此⊿,中国在1993年年底对传统税制进行大改革之时☆⊿,就将增值税作为改革的核心♂﹡,反而没有将所得税看得很重要⌒▽。考虑到税制转变前后的衔接问题〇♀,将增值税基准税率设定为17%∵⌒,税率和税制的模式₯△,还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↑,因此并没有一步到位▽。自2004年中国正式开启增值税改革以来△₯,从税制建设角度来说□◇,是走向了一个更加合理的增值税制度⊿⊿,与改革过程相伴随的◇♂,是增值税实际税负的逐步下降□∟。 2004年:增值税转型 1993年之前↑,地方投资冲动一直是困扰决策层的难题♀▽,因此在增值税税制设计时↑⊿,有意对这种投资过热进行抑制;同时还考虑到新税制的财政筹集能力♂,一些合理的进项税并没有纳入抵扣范围┊⌒。因此▽〇,从1994年到2004年期间⊿▽,中国实行的是生产型的增值税⊙♂,即不允许企业抵扣其购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⊿。这会造成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△π,一是重复征税□♀,固定资产在销售时征收了增值税⊙△,下一个环节不允许抵扣◇,则计入下一个环节的增值税税基♂∴,再次征收增值税;二是加大了下游环节的税负☆,企业出于节税目的♀⊙,将放缓设备更新的步伐π。 2004年7月♂,中国开始实施增值税转型试点┊,即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□,也就是允许企业抵扣固定资产的进项税﹡。为了配合振兴东北战略♂♂,试点地区选择在东北三省〇,同时8大行业﹡♂,这些行业大多数属于重资产行业﹡,因此对增值税转型的需求更大∟。随后逐步扩围到中部六省、内蒙古◇♂,2008年7月覆盖到了汶川地震灾区﹡◇。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⌒☆,中国政府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♂,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刺激企业的投资∴,因此从2009年1月1日开始₯,消费型增值税彻底替代了之前的生产型增值税〇₯,所有地区所有行业的企业都可以抵扣其固定资产的进项税↑。 这次改革非常成功⊿,至少产生了三重效应:首先是切实减税了△,固定资产进项税的抵扣↑⊿,降低了下游企业的实际税负⌒,虽然我们经常说增值税不是企业税负☆∴,但是不能抵扣的增值税一定是企业税负;其次是刺激了投资∵∟,增值税转型也意味着企业投资的税收成本下降了┊〇,那些亟需更新设备的企业﹡,就会趁机购入固定资产;最后是提升了技术水平⊙,技术水平是内嵌于企业的生产设备∴,更加先进的生产设备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┊♀,提高了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△↑。我们甚至可以说∟﹡,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中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、维持最近十年的中高速增长∴,都有非常关键的作用▽。 2012年:增值税扩围 除了抵扣限制之外□₯,1993年税制还埋下了一个 隐患 ₯,考虑到服务非常零碎和复杂﹡,当时针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实施了 二元 税制₯☆,即制造业收增值税▽┊,服务业收营业税▽₯。在服务业还相对落后的阶段↑,这种 二元 税制降低了征纳成本⊿∟,是一种更加可行的税制设定∟△。营业税与增值税虽然都属于流转税♂☆,是针对流通环节的商品或者服务征收的₯,但是两者的税基完全不同∵,营业税是以全部销售额为税基↑,增值税仅仅针对该环节的增加值征收♂⊙。理论上♂,如果这两种税制所对应的行业完全相互隔离₯﹡,随着税价的互动◇⊙, 二元 税制也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↑。 但是现代经济的发展◇,必然会使得商品(或服务)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反复流动↑∵,例如A制造业的产品卖给B服务业∟♂,B生产的服务接着卖给C制造业♀﹡。这种频发的跨行业流动∴,就会产生两个严重问题:一是重复征税▽⌒,B销售服务时按照全额征税┊,其从A购入的产品价值再次被征税﹡∟,C在销售时☆,其从B购入的服务是不能抵扣进项税的(因为B是服务业企业∴♂,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)♂,B所包含的价值再次构成了C的税基﹡。二是产业分工的相对滞后⊙▽,处于节税的目标π▽,一些大型企业开始实行纵向一体化⊿□,将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兼并进来△△,从而省去了外购服务的营业税⊙。 2012年﹡,中国启动了增值税扩围♂,也就是所谓的 营改增 ﹡。这次改革是将原本征收营业税的服务业□,逐步变更为统一的增值税税制〇∴。此次改革涉及到大量企业征管业务的划转、机构人员调整、甚至是中央地方收入分成体制的改变等等☆◇,如此复杂的税制改革肯定不是单纯的减税〇,而是希冀借助理顺增值税税制∟,减少行业间的重复征税↑□,促进行业间的合理分工┊,进而推动经济实质性的长期增长┊。 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都是减税的∵π,制造业之前购入的服务是不允许抵扣进项税的〇〇,改革之后则可以♂┊,因此只要该制造业存在外购服务₯⊙,则其税负一定是下降的◇。制造业的这种变化◇⌒,也使得增值税更接近于针对 增加值 的税收♀△。关于服务业是否都减税∵,还存在一定的争议┊◇,主要的原因在于营业税的征收率相对较低◇∴,改革之前的地方政府存在很多主动和被动的 放水 π₯,改革之后的增值税抵扣机制自动进行了矫正♂π,征收率的提高▽,对冲了名义税率的下调♂。 2018和2019年:增值税降率 如果将中国的增值税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π,会发现中国的增值税税率处于中间位置∵,但是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♂♀,中国的增值税税率在很长期间内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π♂,没有随着经济周期进行调整△。自1993年设定17%的基准税率以来△﹡,这一水平维持了24年之久☆。不过∵∴,与24年之前相比〇, 营改增 之后的增值税税制显得更为复杂♂⊙,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:一是出现了多档税率☆⌒,分别为17%、13%、11%、6%四档﹡₯,其中后两档税率是为了照顾 营改增 的服务业₯﹡,多档税率带来的问题是行业间税负分布的不公平┊,低税率行业减少的纳税负担π◇,将由高税率的下游行业全部补齐;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♂,中间抵扣链条的断裂状况越来越多⊙,例如免税条款、小规模纳税人、起征点等等↑◇。 中国在2018年启动了增值税的降率改革┊₯,这种改革是与增值税税制的完善绑定在一起┊,降税率的同时要能够简并增值税税率⊿,将四档税率逐步并入两档∟⌒。2018年将17%税率档次降至16%⊙,11%档次降至10%♀▽,维持6%档次不变;2019年的大减税↑π,更是进一步将16%档次降至13%◇◇,10%降至9%⌒↑,继续维持6%不变♀↑。从这些改革方式来看♂〇,是快速降低高档次税率〇∵,缓慢降低中档次税率┊▽,维持低档次税率不变♀♂,这样就能够朝着两档税率的方向迈进了□。 前两次增值税减税模式大体是相同的△♀,将那些本应该纳入抵扣〇,逐步纳入抵扣范围┊,即通过增加企业进项税抵扣方式减税⊙。此轮的降税率则完全不同↑,是在增值税税制不够完善的前提下∟∵,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为企业减税↑,如果降税率能够为企业减税♂↑,则说明增值税抵扣链条存在大量的中断〇,反之亦然⌒。 经过这三次大规模的增值税改革□,中国的增值税逐步迈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增值税♂▽,缩小了扣税法与扣额法之间的差异∵,增值税扩围产生了 宽税基 ♂,增值税降率形成了 低税率 ⌒⊙, 宽税基、低税率、中性 是我们期待的增值税模式▽。 (作者范子英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)【都江堰新闻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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